美国核废物处置库选址争议再受关注：历史决策被指过度依赖成本估算

美国核废物处置库选址问题再次引发关注。一项针对美国能源部(DOE)1986年候选场址评估报告的重新分析指出，当年决定核废物处置库优先选址的关键因素，并非各场址之间经过充分验证的长期安全性能差异，而主要是处置库建设运营成本和乏燃料运输成本的估算。这项分析认为，相关成本数据的不确定性较大，却在最终排名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导致技术评估呈现出比实际证据更明确的优劣排序。

美国核废物处置库选址争论已持续数十年。1982年《核废物政策法》要求能源部从候选场址中推荐三个，进入耗资高昂的地下特性评价阶段。1984年，能源部在环境影响评估草案中对五个候选场址进行排名，随后因评估方法受到大量意见质疑，于1986年改用多属性效用分析模型，对场址的封场前表现、封场后长期隔离能力以及综合表现进行评价。

封场前总效用

重新分析发现，五个候选场址在封场后的长期放射性隔离性能评分非常接近，总分差距仅为0.23分(满分100分)，其中四个场址之间的差距只有0.01分。按照原有模型，各场址在长期隔离方面均以较大安全裕度满足评估要求，相关指标几乎无法有效区分场址优劣。由于安全性能评分相近，真正拉开综合排名的因素转向了封场前阶段的经济成本。

具体而言，处置库建设和运营成本贡献了五个场址封场前评分差异的87.9%，运输成本贡献了7.8%，其余十二项指标合计仅占4.3%。这意味着，尽管评估体系涵盖了环境影响、社会经济影响和其他技术因素，最终排名实际上高度依赖两项成本估算。分析认为，部分指标即使在不同场址之间存在差异，也因权重较低而无法改变最终排名;而影响最大的成本指标，又缺乏足够可靠的数据支撑。

成本估算的不确定性是此次分析的核心问题之一。1986年5月发布评估报告时，五个场址均未完成全面的地下特性评价，建设成本主要依据工程假设进行估算。能源部公布的成本区间显示，五个场址的处置库成本范围大幅重叠，运输成本的不确定范围也相当宽。重新检验发现，十组场址两两比较均可能在原有估算范围内发生排名反转。即使成本只出现几个百分点的方向性偏差，也可能改变部分场址的相对位置。

尤卡山项目后来的成本变化进一步凸显了早期估算的局限。1986年，能源部对尤卡山处置库建设和运营的基准估算约为75亿美元，公布的成本上限约为101亿美元。到2001年，项目全生命周期成本估算已升至575亿美元;2008年，按2007年美元计算，估算进一步达到962亿美元，其中约548亿美元用于处置库本身。由于不同时期的估算涵盖范围、废物规模和运营期限并不完全相同，这些数字不能直接等同比较，但仍反映出早期首创型工程成本预测存在显著偏差的风险。

能源部当年推荐尤卡山、迪夫史密斯和汉福德三个场址开展后续评价，分别对应模型排名第一、第三和第五的场址。能源部同时以地质介质多样性为推荐理由：尤卡山是五个候选场址中唯一的凝灰岩场址，汉福德则是唯一的玄武岩场址。不过，重新分析指出，如果不考虑处置库建设运营成本和乏燃料运输成本，汉福德在其余指标中的排名反而位居第一。研究者认为，这并不能证明汉福德一定更合适，因为剔除两项成本后，模型也失去了绝大部分区分能力，剩余排名主要反映了有限差异，不能据此确定真正的优胜者。

1987年，美国国会通过《综合预算调节法》修订《核废物政策法》，将后续场址特性评价限定在尤卡山，并要求逐步停止其他候选场址的场址专项工作。相关法律条款此后持续限制第二处置库候选场址的研究，除非国会专门授权并拨款。重新分析认为，这一政策决定将原本仍有待地下实地调查验证的场址比较，转变成长期固定的选址安排，也使美国此后难以通过同一套程序重新评估其他候选地点。

同样的五个场址，用DOE 1986年的数字按五种读法各排一遍;最后一列是当时实际推进的排名。排名1是最有利的场址，阴影块表示功能性平局。

针对未来核废物处置库选址，分析提出，应在发布综合排名前明确各项指标的区分能力，检验关键输入数据在公布的不确定范围内发生不同方向变化时是否会改变结论，并报告每一对候选场址发生排名反转所需的误差幅度。研究者还建议，先明确安全和环境影响等必须达到的门槛，再在满足条件的场址之间公开比较成本与社会接受度。这一思路并非否定决策分析模型，而是强调，场址排名必须如实反映数据能够支持的结论，不能将高度不确定的估算包装成确定的技术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