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重磅文件部署“新质生产力”：先进核裂变能与前瞻核聚变能协同推进路径清晰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记者注意到在《意见》中，核裂变能与核聚变能，两次被提及。

《意见》把核聚变归入“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章节，提出“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发展”。在“积极推进能源革命”章节，制定核裂变能的发展目标，即“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序发展先进核裂变能”。

裂变与聚变，一字之差，两者究竟有何区别?当前我国先进核裂变能、核聚变能发展到了什么阶段?透过这份顶层文件，记者带您一起找答案。

核裂变与核聚变有何区别?发展现状如何?

核能，是原子核发生核反应释放的能量。裂变与聚变是两种主要的核反应，两者虽仅有一字之差，但在反应原理、原料特性等方面存在本质区别。

可以将核裂变的过程，想象成“点火产生热量”。

一根蜡烛，如果想让它发出光和热，就必须为它“点火”，而为原子核点火的就是中子，科学家控制中子去轰击原子核，被轰击的原子核会分裂成更小的原子核并产生新的中子，新的中子再去轰击原子核，在这一过程中释放出能量，称之为核裂变。

现在的核电站，都是利用核裂变反应来进行发电的。核裂变反应发电技术成熟可靠，不受季节天气影响，是电网当中稳定的基荷电源。

8月，国家能源局发布的《中国核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共112台，装机规模1.25亿千瓦，总规模居世界首位，在建规模持续保持全球第一。

核聚变的过程，则和太阳发热一样。

核聚变是让两个原子核能够互相吸引而碰撞到一起，发生原子核互相聚合作用，这样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太阳就是依靠这种方式产生热量的。

从理论上看，聚变能取之不尽，被称为人类终极能源。但实现核聚变的现实挑战极其艰巨——需要达到上亿摄氏度的极端条件，在有限的空间中实现足够高的等离子密度，还需要长时间约束高温等离子体。

近年来，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要进展，技术路线日益多元、创新主体竞相涌现，研发正加速从科学可行迈向工程验证阶段。

但是，可控核聚变能从实验室走向电网仍面临不少物理、工程与经济挑战，其商业化仍是一项需要长期投入的跨代工程。因此，国家将其划入未来产业赛道，提前布局多条技术路线开展探索。

先进核裂变能：多条技术路线持续攻关

此次《意见》中关于核裂变能发展的方向，瞄准“先进”二字。

近年来，我国核电保持积极、安全、有序的发展态势。2022年至2026年，连续多年保持每年核准约10台核电机组的节奏。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明确“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以三代压水堆技术为主，保持核电平稳建设节奏，2030年在运核电装机达到1.1亿千瓦左右。

在这样的背景下，“先进核裂变能”从第三代核电起步，也覆盖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一体化快堆、高温气冷堆等新一代堆型，不同技术路线，各有所长。

事实上，早在1983年，我国就为核能发展制定了中长期发展战略，即核能“三步走”战略，包括“热堆(压水堆)—快堆—聚变堆”。其中，核能“三步走”中的前两步即热堆和快堆，都属于核裂变能。

目前来看，三代大型压水堆仍是当下核裂变能的主力军。其中，作为代表的是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华龙一号强在哪?更安全、更高效、更经济、更绿色，是它的突出特点。

独创性采用“177堆芯布置”和“能动与非能动相结合”的安全设计理念;单台机组年发电量达100亿千瓦时，可满足中等发达国家百万人口的年度生产和生活用电需求;首堆设备国产化率达88%，批量化建设阶段相关设备国产化率已超90%;单台机组每年相当于减少标准煤消耗31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16万吨，植树造林7000多万棵。

此外，快堆、小堆的发展也值得关注。

热堆和快堆的区别在于，热堆是利用热中子，快堆是利用快中子。热中子消耗的是铀-235，快中子消耗的是铀-238。在天然铀中，铀-235的丰度只有0.7%，而铀-238的丰度高达99%以上。

因此，快堆可以充分利用天然铀中占99.3%的铀-238，使天然铀的利用率能够提高60倍以上，资源可利用时间从百年尺度提升到千年尺度，快堆也被称为“千年能源”。

小堆则具有集约小巧、建设灵活的特点，除了发电以外，可以支持区域供热、海水淡化，还能在保障电力供应的基础上生产高温工业蒸汽和氢气，对减轻气候变化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可控核聚变能：瞄准未来产业赛道，提前布局

在《意见》中，核聚变能被列入“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章节，和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等产业并列，发展方向是“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

来自“国家队”的大科学装置，是国内聚变科研领域的领军代表。近年来，我国两大“人造太阳”装置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攻克了一系列物理难题与核心技术瓶颈。

坐落于安徽合肥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成功实现1亿摄氏度、1066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模等离子体运行，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与未来示范堆建设提供至关重要的物理与工程支撑。

位于四川成都的中国环流三号(HL-3)实现离子温度1.17亿摄氏度、电子温度1.6亿摄氏度“双亿度”运行，正式迈过聚变“点火”燃烧的关键温度门槛。

与此同时，商业力量正在快速入局。上海、安徽已经集聚一批聚变科创企业，覆盖高温超导磁体、特种电源等上下游链条，形成初具雏形的聚变产业集群。

在聚变安全监管方面，原子能法和生态环境法典两部法律作出有关规定，为创新监管方式、防范聚变产业风险提供了关键依据。

原子能法明确，“鼓励和支持受控热核聚变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建立符合受控热核聚变特点、促进核聚变应用的监督管理制度，对聚变料、聚变装置(设施)实行分级分类管理”。

生态环境法典中提出，“国家建立符合受控热核聚变特点、促进核聚变应用的放射性污染防治制度，对聚变燃料、聚变装置(设施)放射性污染防治实行分级分类管理。聚变装置(设施)建造等应当依法进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最关心的一个议题是：实现可控核聚变还要多久?

业内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到2034年，建成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到2045年左右，建成我国首个商用示范堆;到本世纪中叶，建成我国首个聚变商用堆。至少还有3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实现可控核聚变的商业化应用。”